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有多讨厌？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评说
原题：今天阅读张爱玲，需要批评家的价值指引
作者：南开大学教授 刘俐俐
◤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研究者，面对张爱玲和她的文学世界，都会出现价值判断的困惑和难题。这样的困惑和难题，只有在当代国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相互关系的宏阔视野中，从文学价值学角度介入，才能有思路和办法。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瑛，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今年是张爱玲逝世20周年。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历史就是如此凝固与变动相统一地残酷着：物转星移、斯人已逝。
一代才女张爱玲留下了丰厚的小说、散文作品，在她离世后的20年里，被不同国度、经历和审美追求的人们阅读，无论怎样读，她都奈何不得。确如西方新批评理论认为的：文学作品是语词搭建成的一个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旦形成，就永久地留在人世间，任随人们阅读、品味和评判。张爱玲也难逃此命运。这是作家和文学经典的双重宿命。
那么，今天一般读者、批评与研究者面对张爱玲的情况如何？
一般读者，今天依然喜欢张爱玲作品，从张爱玲作品的销售、互联网上各种自发的评论即可见人们依然喜欢张爱玲，对她谜样的人生感兴趣。但是，她的作品毕竟讲述了那么多不善良的、丑陋的人和事。那么，人们的喜好和当下的核心价值观是否有悖？可以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覆盖之下吗？
今年出版的《少帅》，其中性描写引起热议
至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者，也要面对张爱玲和她的文学世界的困境。我曾经通过统计和调查，就“张爱玲研究的问题”概括为“微观具体选题多，宏观综合选题少”、“分析性质成果多，评价性质成果少”、“‘张迷’胜过了‘张学’”、“张爱玲文学成就作为资源加以理论提升与抽象的工作基本为空白”等四个方面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以为，张爱玲作品的复杂造成当代解读和批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诸般困惑，研究和批评的选题集中在艺术形式、风格、作家经历与资料搜集整理等内容方面，并以微观和分析性质为主，即多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研究目标，如此可避免直接涉及价值观等问题。但是，人文科学研究领域，认知对象的选取业已蕴含了兴趣和价值需求因素，自然难以彻底避开价值观问题。此即症结所在。
可见，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研究者，面对张爱玲和她的文学世界，都会出现价值判断的困惑和难题。
文学研究分为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和以“价值判断与导向”为主要目的的两种研究。文学活动涉及人们精神家园和寄托，“事实认知”必定趋向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会更加深化“事实认知”。“价值判断”以什么为标准？价值哲学告诉我们，文学价值观和批评标准的建设，是以该社会现阶段国家民族主导价值观为坐标的。价值哲学领域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之善”、“社会之善”、“个人之善”，在我看来，其逻辑在于，既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在“善”基点的高度一致性。核心价值观是国家主导性的，此外，人类还有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逾越过去，就触犯了法律。所谓伦理底线，即“黄金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文学由于涉及人的灵魂，所以，既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也和“黄金原则”相关。这两者之间就是文学在意蕴方面书写的广阔空间。
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研究性论文和向全社会舆论宣传的社论，它的意思和价值，以及伦理底线，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曲折含蓄地融汇在艺术中，小说文体则蕴含在人物和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纽结成的故事中。文学的这种特性，在价值观和伦理倾向与艺术形式结合得较为一致的作品中，一般读者较为容易从正面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在那些较为隐晦含蓄而且价值观本身不明确的作品中，一般读者就会发生价值判断困惑。张爱玲的作品就是后者。
比如，张爱玲的《第一炉香》讲述的葛薇龙和她姑妈梁太太的故事，她的姑妈极其自私、功利和狭隘。她本身就不善，葛薇龙则一步步就范于男女互相利用的丑陋人生轨迹，最终脱离了善。那么，这样的故事，是否就与善这个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相悖？一般读者大致可感觉到梁太太竟然坑害亲侄女的不善，背离了儒家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但是，对于她的恶与倡导人之善是什么关系则难以把握。
舞台作品《金锁记》
再如《金锁记》，人们能感觉到曹七巧势利、自私，坑害女儿儿子，最后走向悲惨人生的寓意，但是，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与倡导人之善是什么关系，一般人也把握不了。从文学接受心理来说，由于人具有追求意义的天然本能，在作品中能够获得意义，会感觉愉快和自我得到了实现。反之，则会有失重的感觉。所谓荒诞的感觉，就是因为只有涵义而没有目的、没有价值。因此，读者天然地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自己应该站在哪。文学价值学的介入，从读者阅读和小说艺术特性来看，也是必要的。
一方面，让一般读者对张爱玲文学世界的喜爱和自身精神追求有了联系，另一方面，对研究者来说，则从价值学角度深化了“事实认知”。比如，学术界对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叙事手法以及代表性作品的意蕴等已经有了充分研究，认为《第一炉香》“写的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写出了一个善良、美丽、小处聪明、大事糊涂的女孩子葛薇龙，受到姑妈梁太太和丈夫乔琪乔的利用摆布，逐步走向堕落和毁灭的经历”。认为“《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迫嫁到姜家，从此梦魇般地进入了人间的活地狱，她让金子打就的枷锁锁住了一生，无奈、悲凉而且荒诞”。这属于“事实认知”研究的结果。可否再前进一步？进一步说明，是怎样的社会历史造成了人性如此退化？故事曲折地传达了怎样的伦理和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的价值观念如何？
确实，张爱玲是个太特殊的阅读对象，“对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难以简单地鄙视或者赞美：对她写的故事，难以简单地复述和概括。张爱玲讲述的是复杂的故事”。小说讲述故事，分为传递经验与传递体验。比如，被本雅明认为最会讲故事的俄国作家列斯科夫，他的故事的主要功能，是诉诸知道的经验，而张爱玲的故事的主要功能，则是诉诸感悟的体验。更具体说，经验是让人知道，体验则只能让人感悟。感悟较之于知道，要困难一些。由此，通过批评家的价值引导，能够将张爱玲放置在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善的平台上予以衡量和言说，能够在更高平台衡量和辨析。客观地说，文学价值学的介入以及价值引导，是文学经典研究与评论深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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